对农业产业化，我一直还是关心的。1986年4月，我曾到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三省农村作调查。当时，农业产业化在这三个省刚刚兴起，他们叫新的联合体。这种联合体，多以专业户为基础，实行专业联合。联合体通过向农户提供技术和产前、产中、产后服务，逐步形成为经济技术发展中心。它在总农户中的比重虽然不大，也不很稳定，但农民非常欢迎。省里的同志说：农民害怕老合作，欢迎新联合。根据了解到的情况，我曾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发表在《红旗》杂志（1986年第16期）上。1995年春，我又随全国政协的一个考察团到安徽省农村作调查。这时农业产业化在该省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，形式多种多样，生机盎然。根据调查的资料，又写过一篇题为《我国农村市场与培育市场体系》的文章发表在《求是》杂志（1995年第22期）上，其中有比较多的篇幅谈及农业产业化。由于有这样一个渊源，使我对李纪恒同志的书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认真阅读了书稿。总的印象是，思路清晰，结构严整，文字顺畅，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同志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能写出这样一本具有相当水平的理论著作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，我由衷感到高兴。
第一，这本书的写作，是从实际出发的，即从农业产业化的生动的实践出发的。李纪恒同志长期在广西做实际工作，特别是在担任玉林市委书记以后，直接领导和组织了该市的农业产业化工作。近年来，玉林市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比较快，有了较大的覆盖面，水平也不断提高。这包括：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生产基地；探索发展了一批农业产业化组织；形成了以水果经济林、畜牧水产养殖、冬季农业为主的产业化支柱产业；形成了一批骨干龙头企业；积极发展了农副业产品深加工，推动了产业化的发展；加快了农副产品流通体系的培育；外向型农业成为农业产业化的生力军，等等。这些生动的实践是李纪恒同志著作的理论源泉。从书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有关理论、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论述，无一不以玉林的实践为基础，尤其是对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、区域化布局和龙头企业所作的实证分析，更带有浓重的玉林色彩。从实际出发，是理论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。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中说：“我们要从国内外、省内外、县内外、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，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，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。”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前无古人的创举，尤其需要采用这种科学方法。
第二，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工作总结，作者力图使实践上升为理论，从中探索农业产业化的规律性。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说到，他是在比较系统、全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，着手写这本书的。他要写的是一本理论著作。本书的第一章，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产生特征；农业产业化产生的原因、发展条件和发展历程；还论证了农业产业化概念的内涵。第二章，着重论述农业产业化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，并得出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必由之路的结论。这些，都是理论问题。不容否认，从总体上说，农业产业化的理论还处于探索当中，对许多问题（包括农业产业化概念本身）还有不同的看法。正因为如此，更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遵照百家争鸣的方针，认真研究，各抒己见，使它日益成熟起来。作者在前言中说：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习作，无论是对农业产业化实践经验的总结，还是对农业产业化理论的研究，无论是主题展开的广度，还是对主题研究的深度，都是有限的。”我很赞同作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第三，这本书对于农业产业化，特别是玉林市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。第四章到第十一章，论述了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、贸工农一体化与服务体系、专业化生产与区域化布局、农业企业化与龙头企业培育、科学技术与农业产业化、政府行为与政策体系、农业产业化的投入机制和指标考核体系。这一部分，不仅对玉林市有指导作用，对所有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地区和单位都有参考价值。至于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则主要适用于玉林市了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本书是个人的学术著作，而不是党和政府的决定。干部和群众读了这本书，可以提高对于农业产业化的理论认识，增长知识，自觉地去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，但不能把它当作固定的模式。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，它的发展和成熟，还要靠亿万农民群众大胆创造。作者在前言里说，他抓工作、办实事始终坚持三条：一是要看是否符合人民意愿，人民不赞成的事切不可干；二是要看是否具备客观条件，客观条件不成熟的事切不可干；三是看是否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，只图一时热闹的事切不可干。说得好！搞农业产业化，也应当这么办。
（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，文章编者有删节，
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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